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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监狱被驯化的青春

我就读的高中不是重点学校,但父母却很高兴。因为我初中时的各种顽劣表现,已经让他们把对我的期待降到了最低。

“只要能继续有学上,那就是祖坟上冒青烟了。”

我恨透了高中生活。几乎每一节课,我的思绪都漫天撒野。班主任姓谷,是一个非常尽职尽责的老师,他一直竭尽全力,试图“挽救”我,还特地挑了成绩拔尖的学生做我的同桌。

同桌叫许华,留着一个平头,鼻梁上架着一副400度近视,外加100度散光的厚眼镜。他是升旗手、数学课代表、纪律监督员……

可我不是一般的差生,从来不顾忌脸面,也不贪图试卷上的高分,我很不屑学习这些应付完考试后注定要遗忘的知识,所以并没有因为许华的优秀产生任何自卑和焦虑,相反,许华却越来越焦虑了。

他的焦虑源于我借给他的一本书——《荒野的春季》。这本书是我在学校边的小书店里买的,老板藏得很深,800多页,页页见“黄”。

这本书先被我带回家,800页看完,我家的一大包湿巾就彻底消失了。我准备把这本书借给许华。

“这本书摆的一米(南京方言:好看得不得了)!”我从书包的夹层里拿出书,递给许华。

他扭扭捏捏,推来搡去,我直接把书塞进他书包才罢休。

“这书讲什么的啊?不正经的内容,我是不看的。”

“么的事。你不喜欢明天就还给我。”

许华把书还给我,是两周后。那个月的月考,向来稳居年级前五的他,在一整张火红的光荣榜上,竟找不到名字。

许华被我拖下水,谷老师当即给我换了一个新同桌——学习委员李华琳。

李华琳的皮肤又软又白,偶尔长颗青春痘,可以晕红半边脸,我很怕她,怕得心脏扑腾腾地跳。

那个炎热的夏日,我背会了很多英语单词,也能解开函数方程,甚至完整地读完了《泰戈尔诗选》。可暑假过后,李华琳要转校了,我很抑郁。

转校的前三天,她送了我一盒费列罗巧克力,上面贴着一张心形的便签纸,写着周杰伦的歌词:“走了,请记得我;难受,请忘了我。”

我准备送她一个八音盒,可后来听见她和闺蜜聊天,说她想换一部音乐手机,她母亲不肯。

那天回家后,我给父亲捶了半个钟头的背,小心翼翼地开口。父亲有些动摇了,“儿子啊,这个事情,我要跟你妈略商量一下子,你的需求合理,我们还是会尽力满足的。你帮我把腿肚子这块,再搞两下子。”

吃晚饭的时候,母亲的脸色不对,她放下筷子问我:“夏龙龙,上个星期三我放在床头柜里的两百块钱是你拿的?”

“不是啵,想不起来哎,好像有一次美术老师说要买颜料,我拿过一次钱,不晓得是不是那次。”

“你再跟我逼大胡话?我马上刷你两个嘴瓜子。你个小呆西,你是将来想学你爸当个无事佬啊?一天到晚头昏得你,还买手机?把成绩单拿过来!”

母亲一发彪,我和父亲都不敢再出声,因为稍微回一两句嘴,她翻旧账的特长会让我们两个都崩溃。

我向家里要手机的计划失败了。

2

回到学校,我在篮球场上碰见了赵大头。赵大头是个官二代,我和他平日交往仅限于打球。

那天我们自由组队,三对三,输的队要包一个礼拜的午饭。我和赵大头一个队,每次我一拿到球,就喂给他,赵大头成了得分王。

晚上,赵大头请我去他宿舍吃肯德基全家桶,他还掏出最新款的手机,借我听音乐。

那部手机是摩托罗拉的金属翻盖手机,不仅有MP3还有MP4。我一边吃鸡,一边盯着他床头的手机充电器。心里越来越忐忑不安。

那天宿舍关门后,我躺在床上久久未眠,夜里两点多我去厕所解手,出来以后,鬼使神差地摸进了赵大头的宿舍。

我站在赵大头的床头,看见那部手机的信号灯一闪一闪,害怕又激动,我抓起它跑了出去……

第二天一早,赵大头的咆哮声就响彻宿舍,老师和宿管都赶了过来。

老师对屋里的人进行了全面的搜身,宿管把他们的行李扔在过道里,进行清查。我虽然很紧张,但心里有底,“宿舍的监控位置偏,大部分都是盲区。”

我准备中午出去换一个全新的手机外壳,可上午最后一节课,校内喇叭响了:“高二全体学生请注意,现在集体到校内医务室进行体检。”

同学们一个个进入医务室,却不见出来。这次体检明显比过去快很多,轮到我进去的时候,我才知道,这压根不是体检,是搜身。

另一队老师正在教室里搜抽屉。20分钟后,我就被教导主任和赵大头的班主任带走了。

在校长办公室里,我看见了赵大头的母亲,校长正在给她沏茶。她朝我乜着眼,“没得教养的东西,没报警抓你,是对你开恩了!”

校长指着办公桌的电话,对我说道:“来,打个电话叫你家长来一趟。”

我母亲一走进校长室,就扇了我一个耳光,她虽然经常凶我,却从来没有这样打过我。她眼睛里噙满泪水,嘴唇颤抖,叫我跪在赵大头母亲的面前。

我当时狼狈至极,大声咆哮:“老子一百二十斤肉,你们哪个想要就剐给你们,老子欠你们的,来拿吧!”

我母亲过来揪我的耳朵,她个子矮小,揪不住就往下拉。赵大头的母亲见状,起身离开,校长送她到门口。

作者绘画作品《失落的女人》作者绘画作品《失落的女人》

她走后,校长对我母亲说:“你这个儿子将来就是活闹鬼。入学至今,经查实的打架事件就超过七起,现在发展成了小偷小摸,按照刑法是可以判刑的,实在是对方家长素质高,不予追究了。按照校规应当要开除学籍的,不管怎么样,教育还是以教为主,先给他劝退处理,你带回去给他转个学校,现在很多同学都知道他这个丑陋的行为了……”

我母亲是个很要面子的人,她当着校长的面问我:“你这个学还想不想上了?”

“不上就不上。”

我被母亲领回了家,她卧床三天。

三天后,母亲起来做了一顿堪比春节待客的伙食。饭桌上,父母语重心长地对我说:“儿子啊,我们也不指望你考大学了,但你必须要有个一技之长啊。你学的是美术,学个新东方厨师多好,你三舅舅在状元楼当厨师,雕花漂亮得不得了,龙飞凤舞哩。”

我的头摇得像拨浪鼓,母亲把筷子掷到我脸上,“你干么事啊?你到底要干么事啊?真的要当活闹鬼啊?”父亲起身劝她:“你看你吼巴巴的,坐下好好说,你骂他起什么用哩。”

“你当你就是好东西啦?跟我讲讲,你上次在春兰家到底输了多少钱?我教育儿子你还有脸插嘴?有你这种屌男人,才会有这种二五郎当的儿子!”

父亲无故遭殃,不敢再劝,跑到里屋去了。

我和母亲在狭小的客厅里,隔着餐桌站立,她歇斯底里,嘴角溢出唾液。整整一个中午,她把她经历过的所有苦难,做成一个超大压缩包,试图传进我的大脑。

可我并没有被感化。

3

辍学一年后,父母安排我去当兵,体检的时候,医生问我:“胳膊上纹的什么东西啊?”

“拼音,Hua Ling。”

“小潘西的名字啊?腿肚子上又纹的什么东西啊?”

“条形码。”

“还扫得出来价格?你当你是有身价的人啊?小杆子,站到后头去!”

兵检不合格,父母就忙着给我安排工作。而我在那段时间,和一帮活闹鬼混迹于迪厅和酒吧,常常夜不归宿。

活闹鬼里有个人叫杨峰,他叔叔的朋友开了一家酒店,安排他去做保安队的队长。

酒店晚上一关门,安保就全归杨峰管,他常常约我们这群活闹鬼去吃夜餐。我们进了酒店,就像进自己的家,后厨的熟食,吧台的甜品,仓库里的酒水,都被我们搬出来胡吃海喝。

后来,我们被管仓库的徐姐发现了,我们嬉皮笑脸地围着她,“呦呦呦,姐姐不能生气啊。生气就不漂亮了,长皱纹的,我们请你去蹦迪。”

徐姐骂我们:“你们这些二流子给老娘死走,杨峰,我马上打电话给老板,你们自己作死去吧!”

我们抢下她的手机,把她架到迪厅,在舞池中央,她一开始在挣扎,后来也陪着我们扭起来。

徐姐31岁,离异单身,后来成了我们的朋友。我们在酒店每喝完一瓶酒,她就往空酒瓶里灌装同颜色的劣质酒,再放回原处。而杨峰则会把我们进出酒店的监控记录全部删除。就这样,我们蒙混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盘点。

那段时间,我们肆无忌惮,夜夜笙歌。徐姐私底下对我格外好,我偶尔有些出格的举动,她从未拒绝。

每一次在她怀里撒过野,她都抱着我,轻轻地说:“你这个年纪的小杆子,不泄泄火,很容易犯事的。”

我19岁生日那天,杨峰把酒柜里展览用的一瓶路易十三偷了出来。那瓶酒价值一万三,我们一桌人,不到两圈就消灭了它。

那天晚上大家很开心,都醉得不省人事,徐姐坐在我的腿上,一遍遍咬我的耳根子。

夜深了,我们起身离开,桌子上路易十三的空瓶子被人碰倒了,碎了一地。醉意浓稠,一个空瓶子碎了,谁也没在意……

第二天,我睡到晌午,徐姐和杨峰给我打来电话,说出事了,让我躲两天。

平日里,那瓶路易十三就放在店门口的显眼处,可瓶子碎了,徐姐没办法配假酒,经理一上班就发现了。

经理盘问杨峰,调查监控,盘点了店内所有物资。他发现洋河梦之蓝有整整一箱被劣质散装酒勾兑、有4瓶86年的长城干红里灌的是可乐、还有若干瓶高档洋酒里灌了颜料水……而其他物资也明显减少,具体数量无法确认。

经理要报警,但是杨峰给他叔叔打了电话,老板打电话给经理,示意他店内处理。

经理是老板的直系亲属,在酒店有话语权,他执意要开除杨峰和徐姐,并扣除他们当月的工资,徐姐脖子上的一根金项链也被押在了酒店里。

我们都是一群不讲理的人,偷吃偷喝的事情败露了,便恼羞成怒。

我和杨峰商量着要整酒店经理,徐姐劝我们不要惹是生非,我朝她吼道:“你个女人懂什么啊?滚一边去!”

杨峰和经理是熟人,只能由我出面。

我连着几天在经理家附近踩点,他住在市区的一个老旧街道内,里面一个探头也没有。他每天和他老婆一同上下班,他老婆负责管酒店的账。

踩完点,我找杨峰商量:“他家门口一个探头没有,杀了他,警察都查不到。”

杨峰吓了一跳,他是个体重超过两百斤的大胖子,高频率的摆手让他的肚皮漾起了波浪。

“你也是个二胡卵子,抖(害怕)什么东西啊?骗你的,但是光打他不解恨,能搞点钱才好,徐姐的金链子不能白白押给他。”

杨峰表示同意,他告诉我:“那你过个几天再去守他,我看过酒店的预订本,过几天生意好,而且酒店POS机坏了,一直都是现金结账。营业款他都随身带走的。”

我和杨峰确定好日期,就在网上花190块买了一根电棍。

动手的那天,杨峰骑着电瓶车在主干道上接应我,我戴着口罩和墨镜站在经理家楼下,电警棍被我藏在衣袖里。

下午5点钟,我就在那守着,守到8点多还没见人回来。好几个居民都觉得我可疑,探出头来打量我,我耐不住了,准备撤退。

还没等我转身,就看见经理的老婆拎着他皮包走了过来,经理却不见人。我们两个站在狭小的巷道内,四目对视,我一个箭步窜上去,掏出电棍就戳她的脑门。

我慌慌张张,没按电棍的开关,经理老婆反手揪住了我的衣袖,电棍被打落在地。我给她脸上来了一拳,女人一个趔趄,跌坐在地上,她人中开裂,血淌了一地,双手还使劲揪住我的运动裤。

她的女儿闻声从屋里冲出来,七八岁小姑娘,对着我跺脚哭喊,周围的邻居也开始下楼,我捡起经理的包,窜出了窄巷弄。

杨峰骑着电动车带我绕了好几道弯到了郊区,我们把电动车扔进一个池塘,打的找了一个宾馆住了下来。

在宾馆的房间里,我们把经理的包翻了个底朝天,里面只有11700块钱,我分给杨峰3500,他不同意,因为他扔掉了一辆价值2000块钱的电动车,我又给他加了1500。

分完赃,我们还是觉得不痛快,“打了他老婆,没搞到他本人。”

我们在宾馆住了三天,也挥霍了三天。三天之后,我身上不到4000块,杨峰还有2000多,我对他说:“我们把钱凑凑,给徐姐买条链子,她是给我们害的,我们不能不上路子。”

作者创作的“徐姐”系列之一作者创作的“徐姐”系列之一

杨峰说:“那我给你一千,我身上也要留点钱啊。”

“一千五,你留个五百就够花了。”

我们打车到市区,在一家典当行花了五千块给徐姐买了一条金项链,可是我们打徐姐的电话,她的手机已停机,再也找不见了。

徐姐的真实名字,至今我都不知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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